在「榕光社」服務長者的過程中，他們感到獨居長者有一種很強烈但不易啟齒的擔憂。除了住屋、經濟負擔、體能和活動能力衰退及醫療照顧等問題，他們擔心身後遺體得不到應有的尊嚴和尊重。因為他們是獨居長者，故此並沒有親人替他們處理遺體及殮葬事宜，其遺體將會安放在公眾殮房六個月，然後政府就會草草埋葬，如此其身份就變成一個數字編號。雖然已經過身了，但長者總不希望在這世界最後的時刻受到如此對待。無論怎樣，他們總希望得到應得的善終。
與家庭決裂，晚年獨居的隱蔽長者，最怕是死後只得一個號碼，連名帶姓也一併埋進沙嶺公墓的黃土。至今已最少為14名無親無故長者處理身後事的榮叔，坦言不怕屍蟲、不怕核突，也不忌諱「新年流流」要到殯儀館奔走，最大願望是能助獨居長者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的一程，日後春秋二祭還會有一炷清香。
榮叔7年前退休後，加入榕光社擔任全職義工，2010年3月接到警方來電，指72歲吳慶茂被發現於家中死去已四周，身上懷有榕光社會員卡，其餘資料欠奉。榮叔到場後發現茂伯屍身已腐爛，但他在清理屍體後，還幫忙爬進床底，嘗試找尋蛛絲馬蹟，望能尋得死者親人處理後事。
榮叔說，茂伯生前曾跟義工透露有姊姊在加拿大，於是透過國際社會服務社於加國刊登尋人廣告，取得授權時，茂叔的屍體已在火葬場擺放超過兩個月。雪房溫度不足，出殯時臭氣熏天，簡單儀式後立即火化，再由義工代置骨灰於龕堂，茂叔死後總算有個安身之所。
雖然我沒有榮叔這麼偉大, 但曾經亦有類似的經驗。 我的祖父於1900年代初在廣東南海西樵山出生長大, 他在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, 他的父親(我的曾祖父)在鄉間收養了兩位童婢(俗稱” 妹仔”), 其中一名叫陸麗珍, 負責照顧我曾祖父的兒女及孫兒(包括我的父親) 長大, 因此, 我稱呼她為「陸姑媽」。 抗日戰爭前, 陸姑媽結婚並生下了一名兒子, 但由於戰爭時在鄉間兵慌馬亂, 她與兒子失散了, 杳無音信。 戰後, 陸姑媽隻身來香港替洋人做家傭, 並有機會被介紹入「港督府」及赴美國家庭當傭工。 1970年, 陸姑媽退休後租住在九龍城區一間石屋的單人房間內, 過着清貧的生活。 在鄉間的朋友協助之下, 陸姑媽終於與她失散了30年的兒子陳先生(我稱他為表哥) 重聚, 但彼此感情疏離, 而表哥在鄉間巳經結婚生子, 所以, 她兩母子共同相處的機會很少。
我間中往陸姑媽租住的石屋探望她, 發現她身體日漸衰弱, 難於自我照顧。 1983年, 我問她選擇回鄉養老, 還是留港申請入住安老院。 經過一番思量之後, 她選擇後者留港養老, 於是我找社處協助陸姑媽申請入住了位於葵芳邨一家安老院, 並且成為了她的監護人, 從此, 我每兩個星期便往安老院探訪陸姑媽一次, 給她送些日用品及水果餅食; 間中陪伴她参與安老院安排的活動(例如聖誕聯歡會) 及外出旅行。 由於我是陸姑媽唯一的監護人, 因此每當她生病或入醫院時, 安老院必定第一時間給我打電話; 曾經多次, 我需要放下工作, 馬上往安老院或醫院看陸姑媽的情況; 直至1997年某天上午, 我在黄竹坑南郎山醫院獨自執着她的手送她離開人世為止; 之後便一手包辦了陸姑媽的身後事。
(部份內容摘錄自網上流傳文章，經作者改編整理及詮釋。）
游紹永博士
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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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/11/20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