勞動最光榮，勞動者最高尚，曾經是中國核心價值觀，尤其在毛澤東時代，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被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，掏糞工人時傳祥與國家主席劉少奇握手的照片當年更是家喻戶曉。隨着改革開放，尤其是鄧小平提出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」之後，致富最光榮，老闆最高尚成為時代潮流，工人農民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工人紛紛下崗，農民紛紛失地，勞動者成為最卑賤的群體。
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線大城市中，農民工幹的活最多最重，但賺的錢最少，受到的尊重也最少。他們心中的中國夢，或許只是一張床或者一日三餐有着落而已。如果勞動最光榮，又何以淪落至此？年前在富士康工作的年輕人接二連三跳樓，如果勞動最光榮，他們怎會自尋死路？
勞動最光榮在當下已成為偽命題，因為當局的執政基礎、執政思路、執政路向都發生了巨大改變。在毛澤東時代，工人農民是中共的執政根基，是國家主人翁，而資本家、商販則被視作鬥爭對象，勞動者的政治地位處於社會核心，自然是勞動最光榮。改革開放之後，國家採取重商主義路線，提高商人老闆地位，工人農民的地位迅速邊緣化，不勞而獲最光榮，食利階層最高尚。
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，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還是中共全國代表大會，工人和農民的代表愈來愈少，很多以工人農民名義當選者，其實都是鄉鎮企業主或者縣長鄉長等基層官員，來自基層一線的勞動者寥寥無幾，大商家大老闆反而愈來愈多。據不完全統計，2013年全國兩會代表和委員中，包括了83位億萬富翁，兩會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富豪政治俱樂部。
更不堪的是，中國有很多富豪並不是真正靠勞動致富，靠誠實發達。他們依託特權，利用官商勾結，化公為私，將國有資產化整為零，裝入自己腰包。絕大多數富豪的背後，都站着一個或者數個省部級官員，這些特權階層不勞而獲，恃權搶劫，使社會核心價值觀坍塌，歪風邪氣蔓延。
中共第五代重提勞動最光榮的口號，目的是要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。問題是，時代不同了，大環境已經改變，要重新撥亂反正談何容易。最關鍵的是，面對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掣肘，第五代有壯士斷臂的勇氣與魄力嗎？如果做不到，這些動人的口號只不過又是一種政治忽悠而已。
我出生於香港上世紀50年代中, 當年香港經濟還未起飛, 大型製造、金融、旅遊、零售等服務業還未興旺。一般的清貧家庭夫婦都是「打工仔」, 我的父親曾當洋服裁縫工人及後家電銷售員; 當老師是趨之若鶩的工作; 而任公務員更是天之驕子的「筍工」。 到60年代中、小學的我, 眼見香港輕工業的掘起, 鄰居叔叔、嬸嬸、哥哥、姐姐紛紛投入製衣、玩具、塑膠、假髮等工廠當工人, 而我家的孩子亦從「山寨廠」批發商裡拿些塑膠花回家穿併, 幫補家計、賺點零用錢。轉入70、80年代大學畢業後的我, 亦曾經在纺織及電子廠從事會計工作, 並且在美國最大的中、小型電腦公司(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)在香港的銷售服務分公司擔任管理會計工作, 見證了香港各服務行業的暮起及生產工業的黄金歲月, 但漸漸地它們被金融及服務行業從90年代至現今21世紀所取代。 不管香港在過往50年來的經濟不斷轉型, 雖然市民大眾平均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, 並產生了眾多「中產」人士, 但低下層的勞動人口仍然佔了全港740萬人口接近40%, 而且當中估計有大約120萬人生活在「貧窮線」之下(據2013年9月訂定貧窮線時的估算), 成為世界「貧富懸殊」最嚴重的城市之一。
為繼續體現勞動節的原本精神, 香港社會及僱主應該專重低下階層的勞動力及對社會的貢獻, 香港過往50年的經濟起飛及成就, 就是印證了他們及他們上一、兩代人默默對香港的耕耘與奉獻, 大家理應共同分享這些經濟的成果。
(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年5月2日)
游紹永博士
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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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/12/20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