免費飯盒只有一百個，下午三時，已有約百名長者聚集在食肆門口等待拿籌，不管是陽光猛烈的街頭，還是陰暗滴水的巷尾，遇見舊友的長者們暢快閒聊。五點半才正式派飯，拿到籌的老人家緊握飯票，慢慢離去，但有部分長者卻回到椅上乾等，除了行動不便，義工文叔解釋，「回去又是一個人無事做，倒不如在這裡閒聊。」
劉老闆憶述，2012年底立法會討論長者生活津貼期間，撥款遲遲未獲批，令他萌生派飯的念頭。時至今天他依然「勞氣」，「1,100元對老人家有幾重要？有些老人家兩個人一日買餸錢都只有20幾元！」即使他們曾對社會作出貢獻，社會卻離棄長者。
派飯起初只是善舉，慢慢劉老闆了解到，長者的到來不只為果腹，更想與義工和其他長者聊天，填補心靈的空洞，「有一次同一個婆婆聊天，問起才知道原來她與新抱同住，但新抱不理她，叫她自己煮飯食。」就算一起住，家中的長者卻未必是家中之寶，反而讓公公婆婆感覺孤獨。
免費派飯原本計劃實行三個月，最終變成持續不斷的善行。劉老闆的善舉吸引不少同路人支持，當中包括李兆強博士。李不但身體力行派飯，聯絡生產商提供各類物資派給長者，更感染一班學生捐獻物資。他相信儘管人生將到終點，長者仍可樂活到最後。
李博士憐惜長者已到人生最後階段，「為什麼不可以給予多些時間去關愛他們（長者）？」他計劃開設一個長者聚腳地，並提供各類的情緒及保健輔導服務，陪伴他們走過晚年最後一段路。
1972年中學會考英文科不合格, 我決定自修重考及做私人補習賺點收入。翌年通過會考後, 我被位於觀塘半山的慕光英文中學錄取為第一屆預科生。 由於我和幾位中六同班同學積極熱心成立了第一屆學生會, 校監葉錫恩議員及杜學魁校長對我的印象特別深刻, 在他們知悉我那孤兒身份及困難家庭背景後, 於升讀中七開課不久後, 便允許我留校在工人宿舍居住, 並讓我協助身兼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的校監葉錫恩女士, 翻譯書信及接見市民。 學校每月還發給我$300薪金。
久, 宿舍來了一位無親無故, 隻身在香港打工的校工華姐, 年過六十的她, 除了繁忙的校內工作外, 華姐還兼負起學校20多位老師的午餐。 為了準備四菜一湯, 華姐每天清早準備好課室上課之後, 便匆忙下山往街市買菜, 再吃力地雙手提着滿滿的菜籃子爬上山, 回學校宿舍厨房煲湯煮飯菜。午飯後, 華姐忙於清洗碗碟, 之後已經到了放學的時候, 她又要忙著清潔課室及洗手間, 直至天黑才可以返回宿舍吃晚飯。
華姐看見我是個孤兒, 每天沒有像樣的三餐, 她就建議我晚餐與她一起吃為老師準備午餐時預留下來的飯菜, 我當然求之不得,欣然答允。自此, 我每天傍晚放學後, 都協助華姐清潔課室及洗手間, 完結後我們便一起返回宿舍共進晚餐。一年之後, 我預科畢業考入香港理工學院修讀高級會計學文憑。 除日間上課外, 我仍然在慕光英文中學做兼職及在宿舍居住, 而傍晚繼續與華姐共進晚餐。如是者又過了一年, 年邁的華姐感覺工作相當疲累, 感到力有不逮, 於是決意辭職返回廣東五華縣的老家, 與四個兒女及孫兒女們, 安享清貧的晚年。雖然從此我們相隔兩地, 但仍然保持通信。其後到1978年, 我於理工學院畢業開始從事會計工作, 得知華姐在鄉間已經耗盡以前在香港打工30年的積蓄, 兒孫開始對她冷落, 生活拮据。我想起母親說過「得人因果千年記, 得人一飯萬年香」。 自此在每月月初, 我都會把我部份的薪金郵匯給華姐, 從1978年的$50直至1998年她去世時的$500。華姐可以說是我的同事, 而且更是我的「莫逆之交」, 是華姐與我分享飯菜而驅使我主動與別人分享我能力之所及!
(部份內容摘錄自東方日報2013年11月24日)
游紹永博士
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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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/06/2022